1月19日零時，在歷經12天的搶險救援后，西藏自治區應急指揮部終止西藏自治區地震一級應急響應，轉入安置救助及恢復重建。

這場6.8級的地震共波及5個縣26個鄉鎮206個村（社區），造成126人遇難，27248戶房屋受損，約6.15萬人不同程度受災。

“損失評估”是恢復重建的先決環節，摸清基本災情，能為后續重建決策提供依據。例如，2023年甘肅積石山6.2級地震發生后，國家發展改革委牽頭編制災后恢復重建總體規劃時，便將災害損失綜合評估明確為首項工作任務。

一場地震傷及方方面面，該如何合理評估并將之轉化為經濟損失？

北京師范大學國家安全與應急管理學院教授吳吉東向中青報·中青網記者介紹，一種可以對地震災害損失進行快速評估的方法是“宏觀損失評估法”。即我們可以基于歷史上不同烈度地震所造成的損失、地震動參數數據，與地震影響范圍內的建筑物、人口分布、財產價值或經濟總量等參數建立經驗統計模型，從而在地震發生時，依據歷史經驗關系，在短時間內對某一區域災害的整體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情況快速“盲估”。

吳吉東介紹，震時的快速損失評估主要是為應急響應決策提供信息，通常可在30分鐘內得出結果。

雖然“宏觀損失評估法”有利于快速把握地震災害程度，但由于參數過于單一，無法反映具體的損失分布情況。如果想對地震災害進行損失綜合評估，則需要更精細的方法。

據公開資料梳理，我國首次由國家地震局牽頭以科學方法開展地震災害損失評估工作始于1989年“大同-陽高”6.1級地震。

“大同-陽高”地震后，我國開始制定規范化的災害評估工作程序。但2008年“5·12”汶川地震發生時，受災范圍超過417個縣的特大災情評估工作遇到了挑戰。

“當時我們依然缺乏系統的損失統計制度，基本還是零散于各個部門中。”吳吉東回憶。對此，國家減災委專家委員會副主任史培軍曾撰文記錄，2008年6月，汶川地震的應急救援工作基本結束，國家開始著手編制災區恢復重建規劃。而偌大的災區，損失到底有多大，有多少民房需要重建，有多少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系統需要恢復，難以準確回答。

為此，民政部會同國家減災委專家委員會編制了我國第一版“特別重大自然災害損失統計報表”，內容涵蓋人員受災、住房損失、農工服務業損失、居民財產損失、土地資源損失、自然保護區損失、文化遺產損失等13大類內容的25張損失報表，指標達到229個。

各涉災部門需牽頭對職責范疇內的震害損失進行統計評估并逐級上報，由上級應急管理部門調派核災工作組現場抽樣核查后得出具體損失數據。

不同涉災領域有不同的調查方法及統計模型，以地震中最主要的房屋建筑損失評估為例，其經濟損失的測算模型可簡單理解為“房屋破壞間數×每間房屋的造價”。

但不同結構類型的房屋在地震中的抗震表現不同，造價也不同，因而需對不同結構類型建筑的不同損失程度分類調查。譬如，參與本次西藏地震應急評估工作的中建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抗震設計研究院副院長白雪霜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本次地震受災最嚴重的區域主要是鄉村的傳統農牧民住房，其主要以土墻-木柱混合承重結構為主，抗震性能較低，很多受到嚴重破壞或倒塌。而像一些以混凝土框架結構或砌體結構為主的中小校舍、辦公樓等公共建筑，都經專業設計正規施工建造，震害相對較輕。

另一種可對建筑損失進行快速評估的經典方法為“易損性分類清單法”。即提前對不同承災體在不同地震烈度等級下的損失情況建立模型，那么便可以依據地震烈度，對損失情況快速估算。

這一方法面臨的挑戰是，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地震中承災體的類目越來越多，很多可能并未有模型數據。并且，不同地域的承災體數據也各不相同。吳吉東舉例，同是磚混房屋，經濟發展好的地方可能磚墻也會更厚，支撐力也要更強。就算是同樣的建筑，面對不同的環境條件，其易損性也會不同。例如，發生于黃土高原的積石山地震，其山頂房屋所受到的震幅也比山底更大。

因而，這一方法需對承災體的數據信息有精準掌握。2020年，我國開展了第一次全國自然災害綜合風險普查工作，500多萬名專業人員參與其中。第一次摸清了全國房屋建筑和市政設施的數據信息，對公路、橋梁、隧道、水利設施等進行了摸排，建立起國家自然災害綜合風險基礎數據庫。

吳吉東說，2013年雅安地震時，3個受災縣報了1700億元的損失。“這3個縣當年的GDP加起來都比1700億元少得多。這背后反映的是我們對受損對象基本的底數都不清楚。”吳吉東認為，全國自然災害綜合風險普查工作相當于為損失評估明晰了“底數”或是“損失的最大值”，那么當我們知道地震損失率的時候，便可以依據這個“底數”更精準地快速估算損失程度。“并且這個信息可以細化到每一棟房屋的結構信息和抗震性能參數。所以理論上講，我們可以靠這個數據庫精細計算到單棟房屋的損失。”

但地震所帶來的損失不只有房屋建筑等“結構損失”，同時還有許多“非結構損失”，如居民室內財產損失、企業利潤和收入損失等。

對居民室內財產損失評估，吳吉東介紹，通常會由街道工作人員統計上報后，再由核災專家組現場抽樣核查，“比如我們會到居民家里，了解他們的電視、洗衣機、冰箱、房屋裝修等價格，獲得當地基本的參數資料，取大概的均值折算”。另一種方法是參考當地統計年鑒中有關每百戶占有財產等數據，進行大致估算。

難以準確估計其價值的文物古跡，一直是損失評估工作的難點。吳吉東說，目前一般會請文物專家從文物修復成本的角度進行評估，“但也有很多無法修復的文物”。《地震災害損失評估工作規定》中規定，場地和文物古跡破壞不折算為經濟損失，只描述破壞狀態。

吳吉東說，目前我國的現場損失統計方式仍以人力調查為主，輔以遙感監測等評估方法。據官方數據統計，僅為排查鑒定農房和公共建筑，西藏自治區住房城鄉建設部門便組織了123家專業機構557名專家和技術人員。

但目前我國的損失評估基本停留于直接經濟損失，即因災害直接導致的財產損失。而對地震帶來的間接經濟損失涉及不夠，比如因震害造成的企業停產、游客減少等非實物經濟損失。但有時，地震所造成的間接經濟損失可能會比直接損失要更嚴重。

吳吉東記得，我國南方一次洪災后，他參與核查一家生產電路板的企業損失，當時廠區淹水深度在30-50厘米，廠家為了防洪水把設備抬高了一些，由于設備非常精密，調試發生位移后，影響了設備精度，導致電路板生產的次品率變高，下游產業鏈的企業負責人也因此找上門來，要求其更換新的設備。“但那個設備一臺就要好幾百萬元，企業因此面臨生存危機。”

吳吉東曾撰文指出，隨著社會經濟發展，重大地震災害鏈的影響過程也更加復雜。比如，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引發海嘯和核泄漏事故，除造成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也引發全球性恐慌。地震造成的產業鏈停頓，直接影響到國外相關企業的生產和正常經營。這也增加了以傳統方法進行地震經濟損失評估的不確定性。

吳吉東表示，目前我們對間接經濟損失的評估還停留于研究領域，較少在實際中應用。“雖然從數據上看，目前我國災害直接經濟損失在我們整個國家經濟統計中的占比下降了。但實際上我們為了這個直接經濟損失下降，投入了非常大的成本，比如工程設防、非工程措施以及應急救援的成本都沒有算進去。”吳吉東說。

這一部分源于對間接經濟損失的評估存在難點。相較于直接經濟損失，間接經濟損失的影響在時間尺度上要長得多，會持續至重建結束、全部生產力恢復為止，這個過程可能持續數年。譬如，在東日本大地震10年后，日本內閣府每年依然在持續更新災情報告。而目前尚未有足夠有效的方法來估算這種長時間尺度的影響。

“比如說我們需要計算企業因災害產生的間接損失，我們就需要知道它減產多長時間，產能下降了多少，這個數字是隨著時間變化的，需要很細的調查，但很多企業是不愿意提供這個數據的，那我們在數據收集上就會有困難。”吳吉東說。

但吳吉東同時表示，近些年我國的災害損失綜合評定工作也一直在完善。他回憶，2008年汶川地震時，“我們對災情評估是很困難的，可能3天以后才弄明白極重災區的范圍”。

但如今，我國已建立起“國家-省-市-縣-鄉”5級報災系統，以及100余萬人覆蓋到村的災害信息員體系，在災害發生時，他們可以第一時間趕赴現場，統計災情信息。譬如，在2023年積石山地震的損失評估中，積石山縣1000余名災害信息員，便在各部門的指導下為損失統計匯總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支撐。與此同時，吳吉東表示，近些年我國基層政府面對災害的組織應急能力也有所提升。

除此之外，無人機、衛星遙感、數據處理、人工智能等技術的發展，也為損失評估工作帶來了新的可能。

吳吉東說，在2008年汶川地震時，中國還很缺乏高分辨率的遙感衛星，尚且需要協調國際機構來獲得遙感數據。如今中國的遙感衛星已經可以探測地面厘米級的變動，能夠在災后第一時間獲得遙感衛星圖片，快速了解受災影響范圍，損失評估的效率和精度也越來越高。

社交媒體的發展也為損失評估提供了更多信息來源。目前，還有許多研究在探討如何將人工智能等技術應用于損失評估工作。

“2008年‘5·12’汶川地震時，我們進行地震損失綜合評估還需要5個月。”吳吉東說，“如今，絕大多數地震損失綜合評估都可以在一個月內完成”。

目前，據西藏自治區應急管理廳官方消息，“1·7”定日地震的災害損失綜合評估工作已于1月12日開展，預計將于1月27日前完成。（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裴思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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