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初，周云上初中的兒子小樹給她看了幾條視頻。視頻里，一名自稱“家庭教育專家”的退休老師張菊英去家訪，斥責學生“玩物喪志”，要求學生親手砸毀玩具，體罰學生，讓家長在學生房間安裝監控，等等。小樹對媽媽說：“你看這就是霸凌。”

　　不只是周云母子關注，前段時間，張菊英的視頻在網絡引起熱議，網友質疑其“家庭教育專家”身份。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在網絡平臺上以“家庭教育”“家庭教育指導”為關鍵詞，搜索出大量機構和賬號發布的家庭教育指導信息，不少賬號在直播時還提供免費或付費的連麥咨詢。

　　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教育政策研究院副教授楊小敏認為，這些機構或線上資源的出現，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家庭教育的市場需求，但目前這個市場上提供的指導主要還是側重家長對子女學業的輔導。無論是家庭對優質教育資源的追求，還是家校社共育的意義上，家庭教育的有效開展，需要更多元和專業的指導，并迫切需要加以監管。

　　2022年6月，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將家庭教育指導師（以下簡稱“指導師”）列為新職業，將其定義為：從事家庭教育知識傳授、家庭教育指導咨詢、家庭教育活動組織等的人員。同年，人社部表示將組織制定職業標準，對相關從業人員的職業活動內容和知識技能要求等作出明確規定，由經人社部門備案的用人單位和社會組織開展評價活動。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參與了家庭教育指導師國家職業標準認定工作，他介紹，該標準由人社部委托全國婦聯和中國家庭教育學會制訂。公開信息顯示，今年1月該標準才通過終審。

　　“家庭教育指導”機構吸引焦慮的家長

　　周云講述，兒子小樹去年開始變得“特別自我、任性”，周云沒法約束他的行為。她覺得，小樹有身高和容貌焦慮，為了長高，他晚上回家鍛煉，不想去上晚自習，“可能我們以前為了刺激他多鍛煉，常說長到一米七以上才像個男人，在他心里埋下了種子，但后來我們不這么說了。”

　　為了融入同學，小樹開始沉迷游戲，逐漸懈怠學業，還在醫院檢查出抑郁癥。“我們為了他上學特地到西安買房，可能是不習慣新環境，他爸爸去年生了病，更少管他，我們說以后都靠你了，他覺得有壓力，說不要指望他，故意學得不好。但我們不是說讀書是唯一出路，只是希望他增長知識，有思辨能力。”周云告訴記者。

　　小樹的這些情況，周云對4個不同機構的老師都說過。2023年2月，周云通過社交媒體和身邊的家長了解到了市場上有提供家庭教育指導的機構。

　　像周云這樣在子女教育中遇到問題的家長很多。在直播間、相關帖子的評論區，為孩子厭學叛逆、沉迷手機、休學躺平而煩惱頭疼的家長，很容易被一些機構打出的廣告語，如“學習五分鐘，讓孩子回頭”“做情緒穩定的媽媽”吸引。

　　今年5月9日，一位媽媽在直播間里連麥咨詢：“孩子在學校遭到老師的區別對待，不想上學該怎么辦？”屏幕中的老師詢問家長細節：“這種情況從什么時候開始的？之前發生過什么？你和老師關系怎么樣……”咨詢持續了十幾分鐘，老師的公屏上打著一句話——“孩子問題終點站”。

　　不少關于家庭教育的賬號簡介里有“家庭教育指導師”“專注家庭教育行業多年”等標簽，這些賬號通過短視頻、圖文或直播的方式，宣傳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但最后多是提出建立社群或引流到其他平臺，繼而動員家長繳費報班學習。

　　深圳一名家庭教育指導師張莉前幾年曾短暫加入一家機構，該機構業務包括家庭教育指導，在視頻平臺上發視頻和直播引流。該機構曾計劃把張莉打造成網紅家庭教育指導師，要求她在視頻中抓痛點刺激家長，讓家長焦慮進而報班買課，“其實沒有輸出多少干貨，我和他們理念不合，后面就沒合作了。”

　　“現在提供家庭教育指導服務的機構，很多是在新冠疫情期間創立或由其他行業轉型而來的。”張莉說，新冠疫情期間家庭親子矛盾增多，加上直播行業的發展，有一部分機構抓住了時機。

　　培訓機構的專業資質令人質疑

　　刷到宣傳視頻，搜索機構信息，體驗或購買課程，加入群聊，連續學習幾周或數月，這是參加家庭教育指導培訓的整個流程。這樣的培訓，周云參加了4次。

　　第一個是總部在河北省石家莊市的某家機構A，一開始周云在線上平臺聽課，一年會費1980元，后來又繳了2000多元參加4天3夜的線下親子體驗課，“到第三天就開始賣課了，29800元的訓練營”，周云沒報，小樹也阻止她報名。

　　她估摸在場的200多人有六七十人搶報名名額，有名家長被本組導師推上臺，選了分期付款。他對周云說感到后悔買了課，后來也“陷進去了，向我推銷機構B”。這名家長是位單身父親，他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說：“（課程）有時間有條件、想進步就學，活到老學到老。”

　　這次，周云自己也“陷了進去”，她瞞著家人報了機構B一門12800元的課程，兩個月內在機構指定軟件的群聊里打卡，與導師溝通。

　　“導師讓我們每天像打雞血一樣在群里發正面微笑照片，念老公兒子的好。”導師以自身教育女兒的方式，教導家長在和孩子交流時說一些委婉的話，不要急躁，周云學習之后發現，在兒子有情緒時，自己也“學會了閉嘴”。

　　但周云后來發現，她所在的群里有50多人，約有1/3是導師。“跟導師溝通孩子的情況，他都是叫我先放下，沒有實質地幫我解決情緒問題和孩子的問題。孩子沉迷手機，老師說，當他看得不想看了就會自覺放下來。我總感覺好像被騙了。”

　　竇玉的孩子在上幼兒園，為了科學育娃，她在去年11月，參加過一家創立于杭州的家庭教育機構的培訓，兩天1夜的課程花費近600元。她回憶，課程從情緒管理、原生家庭、夫妻關系等方面展開，“我贊同他們說的一些道理，但不認同報課模式，就是抓住寶媽們的痛點，不斷敲擊她們內心柔軟的地方。”

　　對講師的專業程度，竇玉也持懷疑態度，“都是素人媽媽們講課，用自己的故事感化那些仍在泥潭里的媽媽。”因此，竇玉沒有報名后續的課程。據報道，今年3月，該機構因為“拉人頭、發展下線”的金字塔式銷售模式，被當地市場監管部門立案調查。

　　周云參加的幾個機構里，也無法確認導師的專業資質，她認為，家長們因為焦慮，想改變自己的行為理念，就想找到個組織學習。之后是否還會報名其他課程？周云說，上萬上千元的就不報了，免費或便宜可以去，“去充電讓自己理性一點，有些家長也說就是來被洗腦。”

　　除了參加家庭教育指導機構，周云還帶小樹找心理醫生做過疏導。“現在我對他的期盼是能正常高高興興上學就行，不期盼他考得多好。”

　　家庭教育不是只為了培養學業優秀的孩子

　　張莉的主業是在深圳當心理咨詢師，她在工作里也發現了許多家庭教育方面的問題。“一些案例表現出的是心理問題，但分析之后，發現是來自于整個家庭的親子關系和教育理念問題，家長對孩子的成長規劃也不清晰，這就回到了家庭教育指導中。”

　　面對有些家長希望快速處理孩子厭學等學業問題，而把自己置身事外的案例，張莉所在機構可能會拒接這類咨詢，“這改變的只是孩子當下的問題，但家庭氛圍和教育理念方式都沒變，孩子依然會被拉扯回去，會更加痛苦。”

　　張莉認為，機構能夠成功販賣焦慮，前提正是目前家長普遍存在焦慮情緒。為此，在與家長交流時，她常勸解家長合理期待，降低焦慮，首先是因材施教，激發孩子的自驅力，喚醒孩子的生命力；其次是開拓視野，尋找孩子成才的更多可能性。

　　楊小敏指出，家庭教育是發生在家庭成員間的影響性活動，具有時空的獨特性和關系的相互性，不能只是學校教育內容在家庭中的簡單延伸，而要著重于家庭環境下對個體情感情緒和思想觀念的積極影響和塑造。

　　2022年，張莉通過了中國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健康體育發展中心組織的能力水平考核，已達到家庭教育指導能力水平（高級），同時憑借其心理咨詢師的身份，參與了深圳某區家庭教育指導服務中心的“陽光家長學校”項目，作為家長講師團成員進入該區中小學作公益講座分享。

　　張莉介紹，團隊要求講師不能向家長做商業推廣，也不能留下聯系方式、接受一對一個案咨詢。個別家長急需解決問題，在講座會后尋求講師團咨詢二三十分鐘，“但我們不能引導他們之后來做個案咨詢。”如果確實有需要，講師團會建議家長聯系服務中心。

　　除了統一的講座分享，講師團還將家長分組進行沙龍交流，張莉感受到在小組交流里，每個家長的傾訴欲望都很強烈，尤其在與其他家長達成共鳴時，“以前大家覺得丑事不出門，現在發現存在共性問題，抱團取暖是沙龍里常見的狀態。”張莉認為，“抱團取暖”也是一些家長報名參加線上機構的想法。

　　講師團向家長傳遞的一個觀點，是建議家長分清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的邊界和重心，“我們提倡家長，在家里應是父母的身份，而不是變成老師助教，要回到關愛孩子上面去。家庭教育是樹人，幫助孩子成為人格健全的人，而不是學業優秀的人。”張莉坦言，很多家長做不到，依舊為孩子學習感到焦慮。

　　也有一部分家長的觀念發生了變化。“忽然間覺得算了，只要孩子健康，不寫作業、熬夜也沒關系。”在張莉看來，這類家庭很多有二孩，“上面還有老大，他們不想再重復曾經拼搏的路。”

　　儲朝暉認為，當前的家庭教育，最關鍵的是要有個明確界定，不要把什么問題都拉到家庭教育里，“現在家庭教育的主題、內涵、邊界，存在泛化的傾向，家庭教育不能被學校知識教育綁架了。”

　　推動家庭教育指導規范專業的實踐嘗試

　　李冉是江蘇省昆山市樂仁公益發展中心的負責人，該中心的主要服務對象是困境兒童，包括孤兒、監護無力、監護缺失、重病重殘、家庭貧困以及陷入其他困境的兒童。在服務過程中發現，如果不解決家庭教育和親子關系問題，就沒有辦法進一步解決生活和社交等問題。

　　李冉以一個服務對象為例。兩年前，一個由爺爺奶奶照顧的三年級小女孩沉迷于手機，每天玩手機到凌晨四五點，學習成績長期倒數。經過調研，工作人員發現女孩家里的特殊情況：父親常年在外工作，母親患有精神障礙居住別地，服藥治療后雖病情穩定，但奶奶常說母親壞話，連帶著女孩對母親感到厭棄。

　　基于這樣復雜的家庭情況，李冉和同事分3步解決。

　　第一步，幫助緩解奶奶和媽媽的關系，勸說奶奶允許媽媽回家來，多與孩子交流；第二步，在社區設置朋友交往小組，讓女孩認識到班級以外的朋輩群體，并挖掘了繪畫天賦；第三步，用行為約束療法，讓女孩與奶奶達成合理使用手機的規定。“有了內部動力和外部約束，可以改變女孩沉迷手機的習慣。”

　　李冉介紹，該中心還負責運營昆山一個鎮級“兒童關愛之家”平臺，從去年開始邀請家庭教育指導師，為家長開設講座和工作坊。

　　此外，該中心在當地展開過多次調研。李冉說，從調研數據來看，以前，家長更多是關心孩子學習問題，考慮如何去培養和約束孩子；近兩年，如何掌握與青春期孩子溝通的“話術”、解密青少年叛逆行為、甄別孩子是否有心理問題、洞悉孩子厭學情緒背后的問題，這些問題越來越受到關注。

　　近年來，青少年輕生事件、校園霸凌和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現象，引發人們對家庭教育的進一步重視。在法治建設領域，已有地方開展了相關嘗試。

　　比如近年來，云南省麗江市玉龍縣人民檢察院邀請家庭教育指導師，集中對涉案未成年人及其父母開展家庭教育指導，督促父母依法履行教育監護職責，根據每個家庭的實際情況，以“督促監護令”或“家庭教育指導令”的形式，對父母提出了多方面的家庭教育、監督管理要求。

　　楊小敏認為，政府相關部門通過整合資源，有組織地推進開展家庭教育指導是必要的，在專業化和規范化的層面，除了制定相關的標準，還需要培育和引導專業組織與個人，為家庭提供多方面的教育指導。

　　（應采訪對象要求，周云、小樹、竇玉為化名）

　　（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 戴納 記者 寧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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