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網成都8月25日電（劉海天）今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宣布，在成都市郫都區犀浦街道發現一處周代遺址——犀園村遺址。該遺址是成都平原少有的從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時期連續發展的遺址，主要可分為西周聚落和春秋墓地兩個發展階段。其中，春秋時期的墓地是目前成都平原發現的同時期規模最大的墓地。

該遺址的發現對于成都平原周代文化細化時間維度、復原歷史文化面貌、重現社會組織形式、揭示喪葬習俗等方面具有重要意義，是研究古蜀文化不可多得的材料。

發現東周大型公共墓地 清理出春秋墓葬80余座

據發掘現場負責人熊譙喬介紹，2020年10月，為配合犀方路小學建設，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隊（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會同郫都區文物保護所對該項目地塊進行了文物勘探，在項目紅線范圍內發現一處先秦時期的聚落遺址。

發掘現場航拍圖。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圖

經國家文物局和四川省文物局批準，2021年3月至今，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對該遺址進行了詳勘和搶救性發掘，確認項目地塊內遺址面積約為3000平方米，證實為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時期的遺址。

本次發掘嚴格按照國家文物局制定的田野考古操作規程進行，發掘工作中積極開展了植物考古、動物考古、環境考古等多項科技考古工作，獲取了大量的動植物遺存，另外，利用RTK測繪、多旋翼無人機航拍等技術全面采集考古信息。

柳葉劍。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圖

此次搶救性發掘發現了豐富的遺跡現象并出土了大量遺物，共清理出西周和春秋時期的墓葬80余座、房址10余座、灰坑60余個、灰溝3條、窯1座、灶1座等，出土了大量的青銅器、玉石器、陶器等遺物，青銅器主要有劍、鐁、帶鉤、印章、敦等，其中柳葉形劍、印章等都是典型的蜀文化器物。

熊譙喬認為，從遺跡和遺物來看，該遺址可以分為兩個大的階段：第一階段是西周中晚期，該階段的遺跡為大量的房址、灰坑、窯址、灶等生活類遺跡以及少量的墓葬，遺物主要為罐、甕、盆等生活類陶器，說明該遺址在這一階段是作為居住址使用；第二階段為春秋時期，該階段的遺跡為大量的墓葬以及少量的灰坑、灰溝等，遺物主要是隨葬用的青銅劍、磨石以及陶罐等，說明該階段主要是作為墓地使用。

發現西周建筑基址15座 柱洞內埋藏鉆孔卜甲

犀園村遺址發現了大量西周時期的建筑遺存，主要分為基槽式建筑和柱洞式建筑兩種。在發掘區內，就發現了可合圍建筑多達15座，同時還發現一些柱洞內埋藏了鉆孔的卜甲，基槽內放置了完整的陶罐。大規模的建筑群和特殊的奠基行為表明該聚落等級應該不低，應該是一處中心性聚落址。根據遺留下來的殘垣斷壁，人們可以想見當時該聚落鱗次櫛比、人聲鼎沸的盛況。

青銅敦。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圖

到了春秋時期時期，該遺址主要作為公共墓地使用。墓葬中出土了大量柳葉形劍，體現了古蜀亦農亦兵的社會組織形式。柳葉形劍器形小巧、造型古樸，是最具蜀地特色的武器。而敦一般認為是楚文化的典型器物，此次在成都平原的東周墓葬中也有發現，體現了蜀國與楚國之間的文化交流。

此次還出土了大量春秋時期的陶器。陶器是考古發掘中最常見的遺物，具有數量大、演變快、文化間差異大的特征，對于考古學分期斷代和文化間比較具有重要意義。在以往成都平原的先秦遺址中，春秋時期的遺址發現得比較少，出土陶器也不甚豐富。此次發掘出土了大量可復原的陶器，有罐、盞、豆、器蓋等，具有鮮明的區域特質和時代特征，填補了成都平原春秋時期考古學文化的空白。

青銅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圖

這批東周墓葬還有一大特色便是普遍存在隨葬鹿骨的現象。犀園村各墓無論大小都有隨葬鹿骨的葬俗，隨葬部位主要是肢骨，另有少量的下頜骨和脊椎骨。各墓隨葬鹿骨數量多寡不一，多者十余件，寡者僅一件。鹿在古蜀社會中顯然具有財富象征和祭祀的意義，在成都平原，將鹿用于祭祀的現象早有淵源，在金沙遺址祭祀區就發現過大量鹿角。隨葬動物與經濟生活緊密相關，大量鹿骨的發現反映了當時狩獵業的發達，表現出狩獵在古蜀人的生產和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可作為成都平原春秋墓葬的標尺

“該遺址的主體年代為周代，是成都平原少有的跨越西周、東周的先秦遺址。”熊譙喬說，“從目前搶救性發掘的成果看，該遺址是郫縣地區乃至成都平原一處非常重要的先秦時期遺址。”

發掘現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圖

“此前成都平原發掘過上千座東周墓葬，但絕大多數都是戰國墓葬，而可以明確斷定為春秋墓葬的屈指可數。該遺址此次發現了80余座春秋時期墓葬，層位關系清楚，出土遺物豐富，可以作為成都平原春秋墓葬的標尺，對于研究春秋時期的考古學文化具有重要意義。同時該墓地排列有序，朝向統一，顯然經過精心規劃，表明該區域是一處重要的公共墓地，對于深入研究成都平原古蜀先民的喪葬習俗、禮儀制度等方面都有重要意義。”熊譙喬說。

熊譙喬認為，該聚落在西周時期為居住址，東周時期為墓地，這種變化正是探討聚落變遷及其背后動因的絕佳材料，對于分析和研究古蜀聚落的社會結構和文化變遷提供了重要的范本。

由于文獻記載的匱乏，考古工作對于成都乃至四川歷史的構建具有非比尋常的意義。20世紀80年代以來，伴隨著成都現代化城市發展進程，一次次偶然而又必然的考古發現，將古蜀文明從起源走向繁榮的過程清晰地呈現出來。以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為代表的寶墩文化，以三星堆遺址為代表的三星堆文化，以十二橋遺址、金沙遺址為代表的十二橋文化，以商業街船棺葬、新都馬家木槨墓、雙元村墓地等為代表的晚期蜀文化考古發現，勾勒出古蜀文明長達2000年的發展脈絡。

熊譙喬介紹，該遺址正好處在以寶墩遺址、三星堆遺址和金沙遺址等為代表的早期蜀文化向以商業街船棺葬、新都馬家木槨墓、雙元村墓地等為代表的晚期蜀文化過渡的關鍵節點上。西周、春秋二疊層的發現意義重大，為建構和完善成都平原先秦考古學文化的時空框架提供了重要材料，有助于深入探討十二橋文化、新一村文化相互間的演變關系。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